李东生，中国最雄心勃勃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 TCL 的董事长，正在和记者大谈全球制造业的前景。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两个小时，但一个关于一条小狗的问题却让他戛然而止。47 岁的李东生是在 TCL 总部布满宽屏幕电视和平面直角显示器的产品展厅高谈阔论的，TCL 总部位于惠州这座到处都是沙地的中国南方城市。他回忆起 1982 年加盟 TCL 时的情形，那时这家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录音磁带组装厂，由惠州市政府出资，厂房是一间破旧不堪的仓库。如今，TCL 在中国、越南、菲律宾和德国的工厂中雇用了四万多名员工，生产电视、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冰箱和空调。尤其是，再有几个星期，李东生就要担当起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电视机制造企业的领导责任了。那么，他在给“尼柏”（Nipper，曾是世界唱片业最着名商标）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呢？

　　“尼柏？”李东生问，“尼柏是谁？”

　　“尼柏”呀，就是那个……就是 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那个小狗图案，古董留声机前面贴的那只小狗，“它竖起一只耳朵，显示它听出了它主人的声音”。这是在说什么呀？李东生也竖起耳朵，显然感到困惑不解。大多数中国经理人不会注意一个小狗图案，但李东生却对它有了特别的兴趣。2003 年 11 月，他的公司做成了一笔价值 5.6 亿美元的交易，将自己的电视制造业务与法国消费电子产品巨头汤姆逊公司（Thomson）的电视制造业务合并。在由此形成的合资企业中，TCL 将占 67% 的股份，预期今年的销售额为 35 亿美元，电视机出货量在 1,800 万台以上──比第二大厂商高出 600 万台。该协议成了中国公司控制西方企业的最大交易当中的一宗。李东生获得了对汤姆逊公司在法国、波兰和泰国的电视机工厂的有效控制权，而且还控制了汤姆逊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的下属公司 RCA，该公司以拥有“尼柏”商标引以为豪。

　　中国决心在全球市场上留下自己的身影，而 TCL 对汤姆逊的投资就是这方面最新和激动人心的案例。没有哪家公司比 TCL 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全球公司，这正是《财富》选择李东生作为本年度亚洲商人的理由。这种选择是有风险的。企业收购的结果往往与原来设想的不同，而这一次尤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李东生因敢作敢为──而且迄今为止成就卓着──得到了认可。

　　在摩托罗拉、诺基亚、丰田和通用汽车等外国巨头向中国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时候，只有少数中国公司能在海外创业。海尔占据了美国小型冰箱和制冷酒柜近一半的市场，在南卡罗来纳州设有一家工厂。世界第三大桌面电脑制造商联想公司去年四月将英文名称改为“Lenovo”，以便为在非英语国家市场扩大份额铺平道路。制造通讯设备的华为公司去年出口赢利达十亿多美元，并与 3Com、微软、高通、松下等结成了联盟。

　　不过，根据麦肯锡公司咨询师的研究，即使是这些中国企业海外创业的佼佼者，在分销、服务和营销等关键领域仍然落后于人。中国的规划者和经理人想改变这种状况，让中国也迈上日本和韩国开拓出的道路。在日本和韩国，丰田和三星等一度默默无闻的本土公司通过这条道路成了有影响的全球性品牌。人们希望中国公司能像篮球运动员姚明一样学会在海外同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抗衡。 当然，这不会是一蹴而就的灌蓝，但 TCL 的起步不错。一方面，它拥有现金。去年的前三个季度，TCL 的销售收入为 42 亿美元，实现赢利 1.69 亿美元。另一方面，其国内业务运行良好。2002 年，TCL 声称占有 19% 的国内市场份额，是中国唯一一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并赢利的电视机生产商。但真正让 TCL 卓尔不群的是战略。海尔和联想的海外发展一直是小心翼翼，而李东生则在大步快跑。他解释说，通过汤姆逊这笔交易，“我就能够马上打入到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市场。”

　　这种有利条件可能会让公司反受其害。DBS Vickers Securities 在香港的分析师 Joseph Ho 称赞 TCL“迅速，大胆，精明”，但他担心 TCL 在中国国内竞争优势的来源----销售和服务网络---对公司在海外的业务起不了作用，而在技术和质量方面，汤姆逊与索尼和飞利浦尚不属于一个档次：这家法国公司的电视和 DVD 业务 2003 年的亏损额在一亿美元以上。他说，“我不喜欢给这种战略泼冷水，但在我看来，TCL 确实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李东生坚持说自己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前提是要让 TCL 有机会将自身改造为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知疲倦地游说，要求尽可能缩小政府的股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取得了成功。就在 1996 年， TCL 80% 的股份仍由惠州市拥有。而李东生说服了当局，允许企业通过大量发行新股逐步稀释政府的股份。经过一月份筹资 3.3 亿美元的复杂结构重组之后，惠州市政府的股份下降到了 25%。普通股民现在拥有公司 38% 的股份，外国合作伙伴拥有 14%。李本人拥有 6%。

　　北京的《中国经济季刊》主编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说，TCL 是第一家中国允许国有股份减少到 50% 以下的大型竞争性中国企业。实际上，它是一场克罗伯所说的“秘密的私有化”试验中的小白鼠。克罗伯认为，如果李东生能 证明他的观点，即国有股比重越小，企业成长越快、利润越丰厚，那么监管者可能放松对其他中国公司的控制。

　　李东生看起来能经受住考验。他是一个经历过磨难的人，属于因文革十年而生活动荡的一代。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被发配到了一个农业公社，在那里呆了两年。现在，他还记得当时在养鱼场艰苦劳作、偷偷读书和忍受苦闷的生活。不过，他说他对共产党没有怨言。他曾当选“杰出青年”和“劳动模范”，最近又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过，在谈话中，他习惯引用杰克　韦尔奇和 IBM前老板郭士纳的名言而不是马克思或毛泽东的语录。 在有幸离开那个合作社之后，他靠走后门进了家乡广东省的一所理工学院。在那里，他学业优异，成为一名工程师。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即 1982 年，他和另外几位工程师依靠惠州市政府的 600 美元贷款创立了一家录音带组装企业。

　　结果，销售额爆增。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李东生和同事决定转产电话机：此举推动企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销售和服务网络。TCL 于 1992 年生产了它的第一部电视机。去年，在与汤姆逊结盟之前，它出货 1,150 万台电视机，比 2002 年增长 43%。其中，380 万部销售到了海外，大部分以飞利浦、汤姆逊和松下为品 牌。近年来，TCL 已经开始用以自己品牌销售的产品吸引亚洲客户。据称，TCL 产品在越南占有 14% 的市场份额，在菲律宾占有 8%，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很广泛的品牌知名度。公司业务已经多元化，进入到各种消费电子领域，不过电视和移动电话仍是主打产品，2003 年分别占销售额的 44% 和 38%。

　　李东生一直在 TCL 工作，并于 1997 年担任公司领导。他被公认为是推动 TCL 增长的动力，他咄咄逼人的营销和不留情面的成本控制也广为人知。而且他野心很大：在 1999 年上海《财富》全球论坛上，李东生立下誓言，TCL 的销售额要在十年里增长十倍，跨入世界五百强，成为“世界级企业”

　　与汤姆逊结盟，就能让 TCL 实现这一诺言。合并后，公司能轻而易举地将生产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汤姆逊的工厂还可以成为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的挡箭牌。李东生承诺这家新合资企业将在 2004 年底开始赢利，尽管这看来不太可能。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汤姆逊公司可以在 18 个月后用它所占的这家合资企业的三分之一股份换取 TCL 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的股份。自去年 11 月 3 日宣布该项交易之后，这支股票已经上涨了 16%。人们普遍认为，该协议条款证明这家法国公司想完全退出电视业务。

　　李东生用了几十年的英文名字恰巧是 Tomson，他请人们用一种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收购一家真正全球性的彩电公司，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我们看到了风险，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对李东生来说问题在于：抓住这个机会是否有助于让 TCL 变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变得更大。而对中国来说，如果 TCL 没有成功（尽管它有现金、机制和强大的海外合作伙伴等优势），中国难道就永远只能是加工外国产品的加工厂吗？正如 TCL 电视机中显示的那位播音员所言：不要错过。